官兵嫖妓,甲午海战中方战败不可忽视的原因

来源:网络 文章作者:倪方六


如此好嫖的海军,面对治中有方、军纪甚严、有意侵华、久有蓄谋的东洋海军,“战斗力低下”就很自然了。在甲午海战发生前,中日两军在朝鲜的忠清道牙山县成欢地区交锋,史称“牙山战役”,或“成欢战役”。清军投入3000多人(以“淮军”为主),日军投入4000多人。战役中,双方伤亡相差不多,但牙山还是失守了,系战败。战役指挥(直隶提督)叶志超却谎报战绩,谎称获胜,可笑的是还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。“总兵”卫汝贵也因此得到提升,成为清军驻平壤总司令(总兵)。
 
后平壤失守,卫汝贵败退回国。再驻防鸭绿江下游安东县,再败于日军,丢城失地,遭数朝臣弹劾,清廷遂将其革职逮捕。1895年1月15日清政府发布上渝,治其罪,称“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,毫无约束,此次统带盛军,临敌节节退缩,贻误大局,并有克扣军饷,纵兵抢掠情事,罪状甚重”次日,卫被斩于北京菜市口。卫汝贵嫖妓比丁汝昌的瘾大多了,故事也更多。据光绪丙午(1906年)长沙刊本《韩客笔记》记载,卫汝贵升任总兵后,“益无忌惮,谂知平壤歌妓久冠全球,遂心醉之。日夜在中军帐狎妓宴乐,营哨将,弁尤而效之,明日张胆宿娼营中,无复以军务为意旨。”
 
韩客笔记》的作者许寅辉为当年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禧在明聘请的文案兼翻译,身份是清廷官员,其所记有很强真实性,可信度极高,因而被史学界当作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。许在笔记中还称,“士卒亦皆占民房,奸淫抢掠,无所不至。”因为军纪涣散,军心思嫖,军事防御形同虚设,在日军迂回包抄抢占险要之时,清军“犹在酣嬉酒梦中也”。
 
晚清军人嫖妓是出了名的,可以说是“历史悠久”,但传统却不光荣。现在可以看到的公开出版物中多有提及——

《鸦片战争》(三):鸦片战争期间,江南清军营员官丁,“无不以民为可欺······窝留娼赌,线诱良家子弟。”

《捻军史》(作者,郭豫明):太平天国时期,清军剿捻大将胜保派人“逐日密招歌妓,送至园中,荒淫无度,军心涣散”。结果,不只没有剿掉捻军,1859年6月,反而让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克盱眙。

 
《上海:1862年》(作者,于醒民)、《淞南乐府》(作者,杨光辅):1862年淮军松字营管带郭松林等人在打退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后,带头冶游(逛妓院)。郭来上海后自诩有数百万家资,“首伪为丐者,手携粗纸,至名妓寮分送,多有呵(斥)者。及检粗纸,则中藏金叶,人目为活财神。”当时上海“妓家大半在西城,营丁错处。”

《上海轶事大观》(编者,陈无我,民国时期出版):光绪初年,以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起家的清军统领杨玉科进京途经上海,住旅馆“挥金如泥沙”,“其作狎游也,备金钏数十条”,“有所悦即求亲肌肤,无间昼夜,交欢毕,呼仆进钏匣,令妓自择其一”,“悦之甚者辄以数干金为之脱籍,鸨有留难者以势威胁之,然既娶后稍拂意即逼令下堂。”

《图像晚清》(作者,陈平原,夏晓红):甲午战争前后,在台湾,“前充统领营官诸人,邀请宾客以扣除之饷作买笑之资,大都各人均拥资三五万。有某军门者在台湾南北数十年,积资百万。此次暂寓福升客馆,每日夜必呼流娼档子班土妓、歌妓弹丝品管,以解闷愁。”
《清代野史》(第四卷):1895年,正当台湾抗日军情紧急时,清军宫官李文魁发动兵变,赶走了领导抗敌的台湾巡抚唐景崧,并尾追至厦门,“图杀之。寓福升旅馆,召妓女侑觞,既醉而出”。后来,李被官兵擒获就此正法。
······

其实,在清代中叶,清朝政府是“禁娼”的,律例严明,违者轻牢役,重则杀头。雍正皇帝曾亲自拟旨,下令废止“乐籍制度”。一直到道光以前,京师很少能看到妓女的身影。我查找了不少资料,发现为什么清末卖淫嫖娼盛行了起来,与当时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有密切关系。在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观念入侵,嘉庆年间修订过的《大清律例》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变化,法律地位受到挑战。就如现在改革开放,实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后,出现地下性工作者一样,娼妓也慢慢多了起来。当时有人士上书修改法律,提议“卖淫合法化”(历史是惊人地相似啊!!!)。于是在慈禧垂帘听政的同治年间,再次重修了《大清律例》。虽然律例仍禁止卖淫嫖娼,却删掉了“照例治罪”的内容,嫖娼卖淫事实上已合法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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